●案例一：廖某强操纵证券市场案
一、案件简介
廖某强系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某知名节目和某周播节目嘉宾主持人，上述两档节目在上海地区的收视率均高于同时段其他频道财经类节目在上海地区的平均收视率。2015 年 3 月至 11 月，廖某强利用其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在其微博、博客上公开评价、推荐股票，在推荐前控制使用包括其本人账户在内的13 个证券账户先行买入相关股票，并在荐股后的当日或次日集中卖出，牟取短期价差。涉案期间，廖某强实施上述操纵行为46 次，涉及39只股票，违法所得共计 43,104,773.84 元。
2018年4月，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廖某强的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操纵证券市场情形。证监会决定，没收廖某强违法所得43,104,773.84元，并处86,209,547.68元罚款。
二、典型意义
1.整治股市“黑嘴”乱象，严厉打击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演进和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通过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播媒体及互联网、手机 APP 等新型传播平台向广大投资者提供证券、期货投资分析、预测、建议而获取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的市场“名嘴”们也日益活跃。但部分“名嘴”并不满足于通过吸引眼球，提升知名度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而是试图利用自身影响力，通过先行建仓，再公开荐股，进而反向卖出的方式从股票、期货交易中直接攫取收益，“名嘴”变“黑嘴”。此种利用散户投资者对其行业声誉和专业能力的信赖操纵市场的行为，严重扰乱了证券期货市场交易秩序，极大侵害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对于此类案件，行政执法机关一直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使市场参与各方守规矩、存敬畏、知底线。
2.科学认定当事人市场影响力，严惩“抢帽子”操纵市场行为。本案是证监会处罚的非特殊身份主体从事“抢帽子”操纵市场第一案。“抢帽子”操纵行为的实质是当事人具有市场影响力，且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荐、评价、预测股票，后进行反向交易获利。虽然当事人不是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等专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但证监会综合考量当事人节目收视率、出版书籍销售量、博客点击率、讲座听众人数及收入等因素，认定当事人在证券投资者等特定人群中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对众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操纵市场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故其行为构成“抢帽子”操纵市场。
●案例二：吉某信托公司内幕交易案
一、案件简介
人造板生产是森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重要业务，原材料来自控股股东森某集团下属单位的采伐剩余物。因国家林业局规定2015 年4月起禁伐天然林，森某集团和森某公司拟将林业相关业务从森某公司置出。2015 年 5 月、6 月，森某集团的董事长柏某新安排人员研究森某公司的人造板业务整合路径，拟装入森某集团下属的人造板集团。2015 年 12 月7 日，森某公司公告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以人造板业务资产、负债、子公司股权向人造板集团增资，并获得人造板集团约40.08%股权。森某公司以人造板业务等向森某集团的人造板集团出资、参股事项信息公开前为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不晚于2015年 6 月底形成，公开于 2015 年12 月7 日。柏某新全面负责人造板业务整合事宜，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吉某信托公司董事长高某波与柏某新较为熟悉，两人在涉案账户交易森某公司股票前后电话联系频繁。高某波通过电话下达交易指令，吉某信托公司控制使用涉案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大量买入森某公司股票并在复牌后全部卖出，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盈利 43,733,230.05 元。
2017年12月，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吉某信托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证监会决定，没收吉某信托公司违法所得43,733,230.05元，并处以43,733,230.05元罚款；对高某波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2018年2月，吉某信托公司、高某波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同年3月，证监会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
二、典型意义
1.准确把握内幕信息公开要件，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违法行为。2005 年《证券法》和新《证券法》均明确“非公开性”是内幕信息应当具备的要素，亦明确重大信息应通过法定途径发布。本案当事人辩称的国家政策性信息、公司新闻、股吧平台讨论信息，只是据以猜测、分析、推断的模糊信息，并非本案认定的内幕信息，亦非由上市公司在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发布，不能据此认为内幕信息已经公开。重大信息依法公开，是保证广大社会公众知悉相关信息，保障投资者公平知情权的重要基础。证监会依法认定内幕信息公开时点，从严惩治内幕交易违法行为，能够切实维护证券市场“三公”原则。
2.全面分析认定内幕交易违法主体，精准追究行为人违法责任。在内幕交易案件违法主体的认定中，不能仅凭违法行为的决策者、实施人违反单位制度、超越权限等因素即认定个人违法、单位免责，而是应当综合考虑相关投资决策能否代表单位意志，相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违法行为的实施是否利用了单位的平台、团队、资金等资源，违法行为所获利益是否归属于单位等多方面因素，准确认定违法主体为单位或是个人。
3.依法认定违法所得，合理确定罚没款数额，实现过罚相当、不枉不纵。资本市场交易模式和收益分配方式复杂多样，委托理财等模式的交易类违法案件中，当事人可能仅收取固定报酬，或只享有账户一定比例收益。当事人通常以未获取全部收益为由，主张以本人获利认定违法所得。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通过实施违法行为直接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或者财产性收益，均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最终分配方式不影响其违法性。本案中，证监会依法认定吉某信托公司内幕交易全部获利为违法所得，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执法警示包括机构在内的市场参与者，提高法律意识，尊崇法律规范，律己慎行，恪守底线。
●案例三：欣某股份有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
一、案件简介
欣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某公司）原系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某乙与财务总监刘某胜为达到使欣某公司上市的目的，组织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外部借款、使用自有资金或伪造银行单据等方式虚构2011 年至2013年6 月间的收回应收款项，采用在报告期末（年末、半年末）冲减应收款项，下一会计期期初冲回的方式，虚构了相关财务数据，在向证监会报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中记载了上述重大虚假内容，骗取了证监会的股票发行核准，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57 亿元。欣某公司上市后，于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沿用前述手段继续伪造财务数据，粉饰公司财务状况，并分别于2014 年4 月15日、2014年 8 月 15 日、2015 年 4 月 25 日向公众披露了虚假和隐瞒重要事实的 2013 年年度报告、2014 年半年度报告、2014 年年度报告。
2019年4月23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被告单位欣某公司罚金人民币832万元；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被告人温某乙、刘某胜数罪并罚，对温某乙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对刘某胜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中国证监会对欣某公司的欺诈发行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行为进行调查后，于2016年7月5日作出行政处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欣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
二、典型意义
1. 依法惩治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净化证券市场交易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制度保障。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及其他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人员发布的信息，是证券市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一旦出现虚假信息，往往造成证券交易价格剧烈波动，产生恶劣影响。为此，证券法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并对各类利用虚假信息行为设置了不同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要准确把握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和立法精神，对涉虚假信息类证券期货犯罪依法从严追诉，维护证券市场信息传播正常秩序。
2. 严格区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和利用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法律边界，准确指控犯罪。刑法规定的多个证券期货犯罪罪名与证券交易信息有关，但具体构成要件有所不同。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和利用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又称“蛊惑交易操纵”）客观上均实施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且足以造成证券价格的异常波动，但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犯罪还要求
行为人利用证券价格波动反向交易或谋取相关利益，且刑罚更重。利用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是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同样应受刑罚处罚。对于不能证明被告人有操纵证券市场故意及从中谋取相关利益，但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做到不枉不纵。
●案例四：紫晶存储先行赔付案
一、案件简介
2023 年 4 月，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晶存储）因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是科创板首批因财务造假而强制退市案件，影响巨大。2023 年 5 月，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紫晶存储事件先行赔付专项基金，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第三方中立机构接受委托担任专项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管理、运作。先行赔付工作在三个月内高效完成，累计申报有效赔付金额约10.86 亿元，占总赔付金额比例98.93%，申报有效赔付人数16,986 人，占总赔付人数比例97.22%。申报人数、赔付金额及投资者和解率均为历次先行赔付工作中最高，各项工作平稳完成并取得了良好工作成效。
二、典型意义
紫晶存储先行赔付案实现了行政执法和民事赔偿的有效结合，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执法效率。通过快速赔偿投资者损失，在前端及时化解相关民事纠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五：泽达易盛欺诈发行特别代表人诉讼案
一、案件简介
科创板上市公司泽达易盛存在欺诈发行、连续多年财务造假，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证监会强化立体化追责，对公司及责任人予以行政处罚，依法支持投资者追究上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等责任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2023年4月，上海金融法院对投资者提起的泽达易盛民事诉讼立案。2023年 7 月，案件转换为特别代表人诉讼。2023 年12 月，泽达易盛特别代表人诉讼以诉中调解方式结案，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代表 7,195 名适格投资者获2.85 亿元全额赔偿。
二、典型意义
该案是全国首例涉科创板上市公司特别代表人诉讼，也是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和解第一案，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被评为上海金融法院 2023 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泽达易盛案充分发挥特别代表人诉讼“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制度优势，集中高效化解群体性纠纷。通过公益机构代表、专业力量支持以及诉讼费用减免等制度，大幅降低了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和诉讼风险，同时，对于压实相关主体责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